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6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微信公众号。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和恶劣化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契机，反而夯实我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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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次复苏与以往的周期性复苏具有本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来源于三种核心力量的叠加：1）本次复苏是三年大疫之后的复苏；2）本次复苏是房地产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程度、最彻底调整期间的一次复苏；3）本次复苏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经济进入到新模式之后的一次复苏。这三大因素决定了本轮复苏超越了过去简单的朱格拉周期的复苏。因此，如果我们采取传统的逆周期调整方式，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简单地应对当前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内生动力不扎实的问题，恐怕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我们需要一些兼顾中期和短期的方案，这对于即将推出的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第二，由于后疫情时期的复苏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社会修复向经济和利润修复，再向资产负债表修复过渡的过程中，指标出现一些波动和回调是常态。因此，对于当下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指标的回调不宜进行过度解释，也不宜将当前经济形势所出现的波动解读为第二次探底。中国经济依然在复苏的进程中，只是复苏的步伐不一致，复苏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亟需纠正的分化问题。第三，要从短期、中期来权衡所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有机统一的成本收益。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政策的把握更加理性。当下，虽然市场的悲观情绪比较严重，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基础，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内生动能和中长期基础有更为理性的判断。从2018年开始，市场对于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屡屡落空，大部分专家并没有把握清楚中国的外贸形势。比如在2019年，中美贸易冲突全面爆发之际，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外贸崩塌了。今年年初，也有很多人认为，全球经济的低迷、地缘政治的恶化，加上美国产业链、供应链同盟的建立和外交同盟的巩固，必定会使得中国外部形势全面恶化，从而导致中国外贸进一步探底。但事实上，过去三年间，支撑中国宏观经济相对稳定的核心因素正是外贸。过去三年，我国贸易平均增速超过20%；而在2009年-2019年这十年间，外贸平均增速仅为5%-6%，2015年-2016年外贸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为什么外贸没有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崩塌式地下降，反而逆势上扬，呈现出与世界贸易不同的趋势呢？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当前，很多人对于大量贸易增速的变异表示担忧。因为全球PMI指数持续下降，贸易订单指数低于枯荣线，货币指数持续回落，全球投资也在下降。我国的一些外贸先行参数，比如出口交货指数、新订单指数以及集装箱指数等，都显示我们外贸可能很糟糕。 以人民币计，3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4.8%，4月增长16.8%，5月则同比下降了0.8%。有人用5月的数据印证了对我国外贸形势的担忧，但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外贸数据在月度之间的波动本来就很大。我们需要仔细地分析，在当前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外贸的竞争力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于外贸数据是可以进行比对的，因此其真实性值得信任。外贸数据最能反映整体经济形势，比如进口连续好几个月增速为负，这表明我们的确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出口持续增长，甚至维持两位数增速，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度上扬。总体来说，尽管对于外贸的担忧和焦虑一直存在，但近三年中国外贸状况并不差。1)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规模收缩，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规模快速增长过去三年中，中美贸易规模出现收缩，但不同年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布林肯访华时谈到，中美贸易依然在增长。很多人对此表示惊讶，因为1-5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滑了15.1%。但布林肯的话也没错，因为还要考虑计价货币的因素，并且2021年和2022年，中美贸易额还在扩大，贸易顺差也在扩大。尽管中国和欧盟的贸易规模总体正增长，但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欧盟的第一大贸易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和日本、韩国的贸易也在收缩。尤其是对日贸易逆差出现了大幅度收缩，去年逆差几乎为零。与此同时，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尤其是对东盟的贸易额已经持续几年增速超过20%，今年1-5月增速还是在百分之十五点几。5月同比增速为负，主要是由于去年的基数太高。可以看出，在使用不同频率的数据分析问题时，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贸易增长非常明显，对于一些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增长也不错。总结来说，中国对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要关注美国在产业链同盟和供应链同盟布局上的考量，以及这些考量给中国外贸带来的挑战和新的契机。美国第一个保护产业供应链安全的举措是制造业回流，历史上称为“再工业化”或者“产业本土化”。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在80年代应对日本的挑战时也做过。但结果表明，市场的力量高于政治的力量。
第二个举措是友岸外包，将印度和东南亚作为他的外包地。第三个举措是近岸外包，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形成北美一体化联盟。美国几个智库的研究认为，墨西哥有可能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美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一些关键制成品。近年来，美国如火如荼地推动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但与此同时，其所外包的国家和我国的贸易也在暴涨。比如2021年，我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额达到了660亿美元，同比增长41.9%，其中出口674.4亿美元，同比增长50.4%；2022年，我国对墨西哥出口同比增长15.1%；近四年来，我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平均增速超过15%。这是由于墨西哥要成为制造业基地，首先需要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而中国拥有全球最便宜、最具竞争力的机器设备。与此同时，要进行工业化，还需要能源，要购买大量发电设备，还要满足美国对于绿电的要求，于是他只能向中国购买大量光伏设备。由此，我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顺差激增。这不是所谓的转口贸易，并且只要他的增加值超过20%，就符合原产地原则。近年来，我国对东盟的贸易也大幅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对我国中间产品的全面进口，因为我们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在全球贸易重构的过程中，中国与新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联系根本无法被剪断，并且还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我国在高新技术，尤其是在“新三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今年前5个月，我国的“新三件”，锂电池、光伏、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同比增长了66.9%，直接拉动整体出口增长了2.1个百分点，占比很大。中国在新技术、新产业的构建上已经全面崭露头角，形成了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竞争力。今年5月，我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和最大的汽车出口商。近期韩国、日本对我们的态度有所变化，正是因为我们的产业链地位上升，挤压了他们的空间，这又进一步导致我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大幅度收缩。因此，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和恶劣化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契机，反而夯实我们的基础。一些中小企业，以及传统的低产业能级，低技术含量的出口企业可能过得很艰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新兴行业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向上的景象。第一个契机是全球滞胀。中国大规模制造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是滞胀的解决方案之一。第二个契机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宗商品的净进口国来说，商品价格下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第三个契机是在全球产业链缩短的过程中，各个国家为保障其自身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需要进行相应的布局，而这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窗口期。此外，可以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和制度性优势，全力发挥我们在高新技术和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
总结来说，未来我们的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契机，因此依然要对民族的崛起有充分的信心。所谓大变局，就是要打破“美国天下”的格局。“得新兴市场者得天下”，“赢亚太者赢世界”，我们应将重点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而非简单地锚定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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